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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资源危机的的启示

    连续两年,一开春,宣示“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”的中央文件就迎面而来,让人们对水资源危机有了更强烈的感受。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和中央水利工作会议指出,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,划定了三条红线。今年1月份,国务院颁布《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》,进一步提出用水总量控制、用水效率控制、水功能区限制纳污、责任和考核四项具体制度。这意味着,水资源已经和粮食安全一样,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,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。水资源困境如同一块棱镜,折射着中国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:领跑全球的经济增长,配套设施滞后的城市化,保水、节水的制度缺失。实际上,水资源困境已经在倒逼中国发展战略转型,每一条新的发展路径都需要放在水资源的天平上称一称。

 

启示一:摒弃粗犷式发展

    中国所面临的水资源危机,由两个相反的力量造成。一方面是快速推进的工业化、城市化所带来的巨大水资源需求;另一方面,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对水资源造成的巨大破坏。据水利部副部长胡四一今年2月透露,目前全国年平均缺水量500多亿立方米,而在2006年,这个数字是400亿立方米。不难发现,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,水资源短缺问题愈加明显。水资源危机的背后,是严重的水污染问题。最缺水的地区,往往是高耗水、高污染产业集中的地方。在环保组织“公众环境研究中心”主任马军看来,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,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。环境恶化的最明显表现,就是水污染。改革开放后,“先污染,后治理”一度成为很多地方官员的口头禅。以发展经济为首要目标,忽视环境治理,在很长时期内成为不容辩驳的施政方针。东莞的发展最为典型,这个河汊纵横的岭南水乡,在成为“世界工厂”10年之后,已经找不到一条清洁的河流,东莞运河成为横穿城市的臭水沟,市政府斥巨资为运河修了漂亮的汉白玉围栏,但河水散发的臭味,让游客不敢靠近。小化工、小印染、小电镀、小造纸等高污染企业在中国工业化初期几乎不受限制。工业的粗放发展,造成严重的水污染。据胡四一透露,到2010年,38.6%的河流水质劣于Ⅲ类,2/3湖泊富营养化,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不足一半。饮用水安全受到严重威胁。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从湖南省环保厅了解到,湘江水质全年90%只达到Ⅲ类水标准。据马军介绍,在国际上通常以II类水为饮用水标准,Ⅲ类水需要进行化学品处理才能符合饮用水标准。污染越厉害,加的化学品越多,自来水的口感越差,湘江供应包括省会长沙在内的4000万湖南人饮水,有长沙人表示,“(自来水)不放茶叶没法喝。”马军表示,中国五分之一的水源地被污染,而这些水源地供应着三分之二的城市饮用水。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水利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所长王浩指出,中国现行的污水排放指标,还是上世纪7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标准,中国环境容量本来就比西方国家小得多,“即使每家工厂达标排放,河流水质还是会比正常状态差很多”。中国城市化过程中,一度置环境治理于不顾,城市生活污水肆意排入江河,加剧了水污染程度。长沙市2005年只有两座污水处理厂,每天处理30万吨生活污水,而整个长沙每天排放的生活污水有100万吨。每天有70万吨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湘江。直到最近3年,长沙才突击修起5座污水处理厂。即便如此,由于污染源众多且难以控制,湘江每年仍有10%的检测显示氨氮超标,低于Ⅲ类水标准。在工业化、城市化迅速推进过程中,不仅没有实现集约化利用水资源,反而加剧了水污染,导致大范围的水质型缺水。如果这一矛盾得不到解决,中国的工业化、城市化将不可持续。胡四一对此抱有深深的忧虑,他表示,“随着工业化、城镇化发展,水资源供需矛盾将更加尖锐,我国水资源形势将更为严峻。”

 

启示二:“调水”不如“治水”

    今年一开春,连续发生了广西龙江、江苏镇江两起重大水污染事故,引起社会强烈关注。最近几年,水资源环境事件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媒体显要版面。据监察部统计,目前每年发生1700多起水污染事件,最近6年共发生15起特大水污染事故。2005年的松花江化学品泄漏事故,给当地造成严重的饮用水危机。最终哈尔滨放弃了松花江,另外开辟磨盘山水库作为饮用水源。重金属污染、化学品泄漏,此起彼伏的水污染事故,对集约化用水的城市饮水安全造成的威胁,促使地方政府不断寻找新的饮用水源。因黄浦江污染严重,上海市放弃了黄浦江,去长江取水。而环太湖地区的无锡等地,也在寻找新的饮用水源地,找不到就超量开采地下水。马军指出,每年500亿立方米的用水缺口,多半是由地下水来弥补,结果造成地表沉降。华北地区的地下空洞越来越大,而环太湖地区本来就低洼,地表沉降后,造成严重内涝。事实上,很多地方已经很难就近找到第二水源,一旦发生重大水污染事故,上百万人口的城市将无水可饮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,大规模的调水工程已经提上议事日程。甚至在水资源丰富的南方,如广州、深圳等地,也在进行从河源万绿湖引水的工程。由于湘江重金属污染严重,湖南长株潭地区盯上了远在郴州的东江湖,计划凿一条长达数百公里的引水渠,将东江湖水引到长沙。当地人描述,工程之巨,相当于“再造一条湘江”。清华大学环境系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,“水质出了问题,就通过调水来解决,不仅加大了水资源的成本,还会改变水资源布局,可能带来无法预知的生态问题。”事实上,梯级开发水电站的水资源开发方式,已经引起一系列生态问题。一些野生珍稀鱼类因洄游产卵通道被切断,濒临灭绝或已经灭绝。湖南农业大学生物工程系讲师周晓明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以前江豚可以从长江游到洞庭湖,再从洞庭湖溯游到湘江上游的永州,而现在,江豚在永州已经绝迹,只能以标本的形式陈列在永州市博物馆。胡四一表示,目前黄河流域水资源开发程度达到76%,淮河达到53%,海河已超过100%,已接近或超过其承载能力,引发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。这是水资源危机带来的另外一个严重后果。傅涛认为,解决水资源短缺的最好办法,不是调水工程,而是就地控制污染,并回收污水重复利用。以色列是全世界水资源最短缺的国家,但他们的污水回收利用率达75%,也是世界最高的。

 

启示三:行政调控应结合市场手段

    刚出台的“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”,是通过行政手段来管理水资源。傅涛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指出,“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是有必要的,但管得严格,未必有效,实际上,通过市场手段来调控效果更好。”目前的水价是政府定价。由于定价过低,居民节水意识不强,导致浪费严重。比如北京市,假如只有500万人,水价定为3元/立方米就够了。现在北京有2000万常住人口,合理的水价应该更高。现在只有不到4元/立方米,每个北京市民月均用水4立方米,每月仅需16元左右。很多人对这个价格根本不太乎。一些耗水严重的服务业没有受到水价的合理调控,它们的大量存在,与日趋严重的水资源危机显得极不协调。北京有175个高尔夫球场或练习场,同时还有数百家桑拿洗浴中心。对一个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100立方米水、比以色列还少的缺水型城市来说,水资源的价值没有得到体现。据傅涛介绍,以色列制定了完善的水价体系,促使用水者不断提升用水效率。该国水价实行“累进制”,在不同部门和不同地区,水价呈现差异。为鼓励回收水的使用,政府确定了低廉的回收水价格。家庭用水根据用水量的不同有三种价格。工业用水在使用者允许的配额内价格不变。为进一步使得水价与成本相符,以色列2000年开征水资源开采费,该费率于2007年进行了调整。水资源开采费根据开采行业、水源质量、开采数量和开采地点的不同而定价不一。水资源开采费将增加生产者的成本,并最终影响水价,使得不同的水资源价格有所差异,成为政府调节水资源利用的政策工具。在另一个缺水的国家澳大利亚,则通过水权有偿交易和许可证制度,对水资源进行管理和调控。澳大利亚通过立法,将国有水资源以许可的形式分配给地方水利批发商(含水务部门)和农户,由批发商以买卖的形式将水供应给用户,从而使水的管理既有宏观调控,又有市场调节。同时,政府允许不同用户之间相互有偿转让用水额度,实行水资源商品化,即通过市场调节配置水资源。另外,澳大利亚还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取水许可审批制度。递交申请报告(包括取水量、取水地点、用途以及对环境的影响等),并缴纳申请费;由政府部门在地方报纸上进行公示,征求民众意见,如有异议,可在规定期限内提出。这个类似环评的作法,可以避免用水者过度开发,破坏水资源环境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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